出轨的时光 摇曳的过往
作者: 陈梦羽   日期: 2014-03-04 20:19    点击数:

  生活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人,想来是国家太大,地域太广,人口太多,历史太重的缘故,总能见识到许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也不知道是我们太过幸运,亦或者太过不幸。不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许多事情看上去很古怪,但其实也不过是在重复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亦或者说懒得去知道。

  比如说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韩寒“纳妾门”事件,我的一个高中学妹认定韩寒真的“纳妾”了,于是痛心疾首,深深感慨自己被这个品行败坏的大骗子误导了那么久,现在必须重新审视他的一切观点,将之与自己的过往好好做一番切割。看着这位经常爱上天涯寻找小四八卦,最喜欢的便是重口味玻璃小说的学妹在我面前,涕泪纵横的说自己三观皆碎,我不禁有点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这种思维方式,即只要一个人的某一点被否定了,那么这个人便全不足道了,我们需要做的便是继续上去踩上一脚,让他永无翻身之地。亦或者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有问题,那么他的全部观点,所有见解都是需要质疑的。他有原罪,因此他不可信。

  这种思维方式我称之为诛心,最明显的便是以阴谋论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比如说当我们为政府的某项政策辩解的时候,反对你的一方并不从——他们也没有这个意愿与兴趣——从你的观点的漏洞处出发,来指出政府政策是否真的错了,是否有改进的必要,很多人其实喜欢这么说,你收了政府的好处,你是个五毛,因此你的道德败坏,所以你的话不可信。这是一个很古怪的逻辑跳跃,我的道德败坏——比如说我整天勾搭学妹,调戏小学弟——与我说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并无影响,因为我说出的是一个事实,除非你用实证的方式,以数据来告诉我在人类诞生之前,太阳从西边出来已经有五十亿年了,人类诞生不过一亿年,因此太阳其实总是从西边出来,否则哪怕我收了美国爹的无数好处,我有为美国爹服务的动机,太阳总还是从东边升起,与我的道德败坏没有任何瓜葛。实然层面的事情,还是交给实然来解决,我们应该尽可能不让应然层面来搀和进去。

  因此韩寒,就算他品行败坏到了极点,他的观点里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他作为公知的水平就摆在那里,德性上的损益既不会增加,也不会降低他的姿势水平。不是说在知道某个人的德性有问题后,我们不可以用诛心的方式来揣测某人的观点是否别有用心,我们不能重新加以审视。尼采还说过,要重估一切价值呢。我的意思是就算我们用诛心的方式,回过头来看我们有没有被他给忽悠,我们也做不到也不可以做一棒子打倒一切的举动。他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

  小学妹听到这句话,抬起泪汪汪的大眼问我,那么你如何看待他纳妾的行为呢?

  关于这一点,我有点犯难,因为从他的说法来看,其实他并没有所谓纳妾的行为,因此从现在已有的信息来看,我并不确定韩寒是否真的学习我们的首长们,让他的妻子与情人共建和谐社会。但如果韩寒真的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寒在结婚之前的好色花心是出了名的,我高中时候,认识的所有韩寒仰慕者似乎都知道韩寒的那些破事。从他与媒体打交道,所做的采访视频来看,他津津乐道最多的便是女人、赛车,就是没有文学。因此年初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他的这些视频明显就对他很不利。但他婚后有没有出轨,我又不是小四,我怎么清楚?如果他没有,那么他自然可以诉诸法律。如果他有,我们作为看客,当然有批评他的权利。

  可是,小学妹提出一个问题,网上有公知说,韩寒就算出轨,那也是他的自由意志,也是他的权利,是他的自发自愿的选择,我们无权批评。                  

      看到这种读书读傻了的话,我发自肺腑的感到无奈。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里好像也是一种常态。一群伪伏尔泰主义者高举伏尔泰根本没有说过的话,四处为那些不犯法的缺德事辩护:“我不同意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但他们就是不为这些批评者的权利辩护,每次看到微博上的这群人的偏见与偏爱,我总会觉得这群人是被迫害妄想症者,总以为受到批评的人便绝对是弱势者,为他们辩护便是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尽管这正义只是他们臆想出来,就仿佛为钓鱼岛游行而砸国人日货的爱国青年的正义。

  但又有人出来指摘我,说我这是泛道德主义,有着道德洁癖,举着高高的道德大棒来砸死人,就仿佛我是封建礼教,是压在人们身上的三座大山,需要被打倒,人们才能够被解放。这种上纲上线的路数实在太多了,说出这话的人本身就是泛道德主义,本身就在用道德的大棒压死人。不过,我们确实要沉思一下,在这个一室千灯的世界,每个人对自己婚姻的选择,如果是在自愿自发的情况下,不论是一男多女,还是一女多男,我们可不可以从道德的高度进行批评。如果不能,为什么?能的话,有怎样的限度?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李泽厚的看法,李泽厚对道德进行了两种划分: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社会性道德决定可否,即社会上的事情我可否这样做,我是否可以闯红灯,是否可以吸鸦片,我是否可以做我想做的每一件事情。宗教性道德决定好坏,即我可以做的事情是好还是坏,我整天躺在床上睡觉好或坏,我虐猫将我养的狗吃掉好还是坏,我跟我的亲妹妹谈恋爱好或坏。社会性道德决定我们的权利问题,宗教性道德决定我们的伦理问题。在我们的公共交往里,我们总是将两种道德混为一谈,或是将宗教性道德置换社会性道德,或是将社会性道德掩盖宗教性道德。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出轨呢?在社会性道德层面,他当然有权利,因为这是他的身体,他有处置自己的身体的绝对权利。但在宗教性道德层面,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他有维护自己婚姻的义务,尤其是公共人物,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力那么他就有多大的道义去维护我们的宗教性道德,去维护我们的社会所公认的那些价值观,因为他从他的影响力中得益,一个人不能只有权利没有义务,除非他的影响力并不是靠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

  如果韩寒真的出轨了,他的行为我们自然有批评的权利,因为我们的批评不是建立在对他的社会性道德——即人是否可以出轨的问题上,而是建立在他的宗教性道德——人的出轨好还是坏。由于对出轨的鄙夷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大多数人对韩寒可能的出轨进行批评是情有可原的,当然有人在宗教性道德层面上认定韩寒倘若出轨,也是好的话,那么从道德的层面为之辩护也是可以的。一个言论的自由市场,每种声音都有存在的价值以及权利,只是我们不需要认同我们不认同的声音。所谓的宽容,不是说认同我们原先不认同的观点,而是指容忍我们不认同的观点存在。

  那么在道德上的批评,是否具有限度呢?有,即我们不可以在道德上采取原教旨主义的姿势。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既是说为了道德的纯洁,我们需要无限度的否定他所采取的道德立场。由于道德这东西是流变的,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别无二致的,所以为了一时的道德观念而如此行为,其实是不知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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